前一段时间，葡萄君和一位研究游戏的学者聊了聊。结果在不到两个小时的采访中，她足足叹了35次气。
我们谈论的话题，可以说是游戏行业的头等大事。十几年来，国内游戏产业飞速发展，但有一个核心问题总是在激烈的讨论中被反复强调——网络游戏防沉迷。
如今国内游戏行业产值以千亿计算，与之相应，游戏大厂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也已经做了不少努力。像腾讯、网易、米哈游等厂商，都设立了专门的部门，马化腾更是多次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。
18年时马化腾的朋友圈截图
可邪门的是，在如此大手笔的投入背后，社会对于游戏的严厉并没有减轻多少。在抖音上，“关掉网络游戏”的视频总能引起口水仗不说，“防沉迷被未成年人设法绕过”的新闻也屡屡登上热搜。一年到头，似乎每个月你都能看到几次相关报道。
面对这种情况，我有种陷入“土拨鼠之日”的错觉——十几年前，我自己就在挑战防沉迷系统；十几年后，如今的孩子依然在与大人斗智斗勇。角色变了，可发生的事既视感太强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我们又该怎么破局？在这位学者——刘梦霏的自述中，你或许能受到启发。
这位受访者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刘梦霏博士。在研究游戏本身的同时，她也是一位普通玩家。目前她于北京师范大学任职讲师，同时也是游戏研究学者、游戏化设计师。关于游戏防沉迷和未成年人保护的话题，她真是再熟悉不过了。
我们对游戏的讨论，总是带着偏见
在国内，游戏更接近一种亚文化，而不是大众文化。跟大众对话时，你永远要从“游戏不是什么”开始，到后面才能说“游戏是什么”、“我们应该怎么认识它”。就好像研究同性恋时，你要先从“同性恋不是一种病，是一部分人的自然倾向”开始。
我并不认为，「游戏沉迷」和「游戏成瘾」是够格的学术概念。相反，我认为它们是没有经过科学论证，同时基于大众对游戏的文化偏见产生的观点。我的研究生涯，最开始就是出于对「网瘾作为科学概念，在中国污名化玩家群体」这种状况的不满。
我们对游戏偏见的源头，并非无迹可寻。我在早期写过一篇文章，基本解释了《二十四史》关于游戏的理解和态度：其中提到游戏和玩家的场景，基本都是昏君、佞臣。一句话说就是「君子不戏」——正经人谁玩游戏啊？
图自刘梦霏演讲PPT
所以从文化基因来看，当我们不加批判地看待游戏时，我们天然接受的思维方式，就是君子不戏、玩物丧志。这么多年以来，防沉迷系统和它背后反映的文化认识，说到底就是这一套：青少年是未来的君子，游戏会阻碍他们成为君子，所以他们最好不玩。但你又不能完全不让他玩，所以我们就限制一下时间。
因为认知不够清晰，许多关于游戏的决策都是不理性的。所以我一直觉得，游戏防沉迷，是在对游戏缺乏批判性认识的情况下产生的伪问题，而且不可能被完美解决——不正确认识游戏，就不可能解决由你主观创造出的游戏沉迷问题。
是什么让人们觉得，游戏就只能是一种娱乐呢？我始终觉得这件事特别歪扭。比如说在上地理课之前，我连着玩了3个小时的《大航海时代4》，来熟悉明天上课会提到的地点，那这3个小时是算娱乐时间还是教育时间？我觉得不好说。如果这能让我受到创造性的启发，或者让我地理考得更好，那游戏就是一个严肃的教育行为，不应该受到时间限制。
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不是很赞同对青少年游戏权的限制和禁止。玩家之所以沉浸在游戏里，就是因为他不觉得这是简单的消遣，他们能从游戏里获取的，其实非常丰富多元，而且和他们作为人的本质紧密相关。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玩家的主体性首先应当得到尊重，而不是被强加限制。与此同时，防沉迷的第一道防线绝对不是家庭或游戏公司，而是玩家自身！即使年龄不大，未成年人也需要对自己的游戏行为负责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文化里对儿童的认识，就是不完整、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的，但我们至少应该给他们尝试的机会。
可我们目前在游戏防沉迷背后的认知，就是不认为玩家能自主停下。这种认知最大的问题，是剥夺了青少年学习自主管理游戏时间的机会——你18岁没有学会的事情，到了19岁会自然学会吗？根本不会。相反，你会面对这个突然丢给你的、没法控制的自由，报复性地做以前受限的事。
家长与孩子不是敌人，但游戏可以是一座桥梁
在这之后，第二道防线是家长。这并不意味着，亲子在游戏问题上存在根本矛盾。如今存在的一些冲突，可能大多是围绕时间管理的——孩子从来都不知道，游戏时间应当被管理。只要发挥主动性，这种问题是可以解决的，但在错误的观念之下，就会产生错误的结果。
想要避免这种错误发生，首先需要亲子之间的信任。亲代越信任子代，围绕游戏产生的问题可能就越少。
我从小的游戏环境比较理想：我爸会给我买游戏，且不限制我的游戏时间。反过来看，他信任我、带我玩时，其实在传递一个信息：游戏是一种亲子活动。所以我一直觉得，游戏应当是让孩子挑战父辈、建立平等关系的重要渠道。家长越开明地对待我，我就越会觉得游戏是生活中的一项正常活动。但如果游戏被限制了，我可能会觉得它更有意思，因为这是被成年人禁止的活动。
在很多家庭里，游戏本来也可以很正常，但家长的不理解造成了不信任。这种不信任本来针对于游戏，最终却会转移到孩子身上。但如果你从小就有节制地玩游戏，家长也给你自我管理的机会，你就能学会怎样控制游戏时间、在该停的时候停下来，这就像是一种脱敏训练。
其次，家长也需要提升自己对游戏的认知，最好能懂得分辨游戏类型。也许在现阶段，大多数家长还做不到。但如果在理想情况下，围绕游戏的家庭矛盾可能会因此少很多。我倾向于按付费模式分类，把游戏分为作品游戏、消费游戏和赌博游戏。
作品游戏，比如《刺客信条》《文明》系列这种买断制游戏。如果带有完整的作品表达，它不输一部好电影、一本好书，甚至还有优势——充分发挥玩家主动性的环境；
《刺客信条》
消费游戏，即免费下载+内购。它的特点决定了，它的核心一般不是作品化的表达，而是我给你创造痛苦和不便，再让你花钱来消除。但它也有可能带来像锻炼团队合作能力、获取积极的社交关系这种好处；
赌博游戏。也就是以抽卡为核心，和技巧完全无关，内容表达也不重要，只看运气的游戏。
如果真的非得限制，就应该按照分类作出应对。比如作品游戏，只要孩子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玩久一点也没关系；消费游戏你就……别让他绑卡，同时也要让他意识到游戏是一个消费体系，明白他为什么在这个游戏里；而赌博游戏都不是限制时间的问题，而是根本不该让青少年玩。
最后，可以尝试让游戏成为亲子之间的桥梁。我一般会给家长这样的建议：可以帮孩子挑选一些作品游戏、和他一起玩。这是非常好的共同经验——孩子会在游戏里和家长找到平等感，家长也会注意到更多孩子的优点——他们脱离了现实生活的身份，被拉到了一个平等的位置上。
游戏本来就应当是这样的，让双方都能更好认识彼此的工具，而不是一个横在亲子中间造成阻碍的东西。
如果家长能对游戏有清醒的认知，哪怕是在孩子玩的时候看一看、聊一聊，这也许就是亲子沟通好的开始——不需要玩，只需要在这个活动上表达出对孩子的支持和信任。所以我不认为强迫孩子玩多久，以至于让他玩到恶心、不想玩这种极端方式，就是理想的解决方案。同样地，我也不认为电竞劝退业务是好的解决方案，它们都把对游戏的认识推向了一个极端。
在游戏是极端的好，和游戏是极端的坏之间，是没有明确界限的。家长不是游戏的敌人，他们本来可以在游戏上承载更多积极的作用。我没有见过哪个家长说，我就是希望孩子把我当敌人、就是想在游戏这件事上跟他吵架。相反，双方的长远期望都是希望变得更好。
只不过，他们在“什么样是更好的”上有一点认知差别：家长会觉得，孩子要变好，就要摆脱游戏；但孩子会觉得，我在游戏里找到了自我价值，你却在禁止我做这件“好事”。那么最终，这就会变成亲子之间的斗争，而且是非此即彼、必有一伤的，但事情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啊。
游戏防沉迷的「结构性问题」
关于游戏防沉迷，我们看到的不理想、不起作用的现状，背后还关系着更多角色的缺位。比如学校的缺位，绝对是在亲子矛盾不断加剧的过程中，相当核心的因素之一：孩子没有在学校里学到任何和游戏相关的，或者任何有助于增进游戏素养的内容。
现在学校、老师似乎在这整个环节里基本不承担作用，我觉得这太荒谬了。如果在寒假时孩子应该有一个好书或者好电影推荐的清单，那游戏凭什么没有呢？
截图自Steam评测
拿别的媒介打比方，你说我们是从小就能读懂鲁迅的吗？不是吧。这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，是属于公民的普遍教育。那我们既然已经走到了新的媒介时代，为什么学校教育没有包含游戏？为什么有些老师还觉得这件事跟他们没关系，所有锅都是家长的？
任何媒介都不会独立存在，就拿文学来说，我们一定是通过学校的语文课教育，先学会了怎么阅读，之后才能学会欣赏和理解文学作品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学校教育相当于一座脚手架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游戏就不能有脚手架支撑呢？
这种缺位，还可以追究到更上层的教育体系：现在高校能开游戏课的只有几个，而且大多数都是游戏制作方向。我们在北师大开过一些讨论游戏社会影响的课程，但也仍然是实验性质的。如果高等院校都没有太多游戏课程，那下面的初、中等院校要怎么跟上呢，难道要自己研发游戏课程体系吗？
所以这不单单是学校不关心的问题，而是一种结构性问题。很多行业从业者，还在“游戏是精神鸦片”的认识之下挣扎求存，还有许多人提倡把游戏完全禁掉……在这样的条件下，怎么可能发展出游戏研究？可是一天不能清醒地研究这个问题，就一天不能改善这个社会现象。
但是现在，我们还不能号召大家往这个领域积极奋斗，因为成型的游戏学科还没有形成，年轻学者往这里跑有风险，没前途。但如果知识阶级不关心这个问题，甚至在进一步污名化，监管部门也没有能力取得足够的智力资源，来辅助他们完善行业政策。
这种结构性问题，目前很少有报道涉及到。如果不解决背后的问题，一刀切的处理方式就会反复出现。在这个什么都缺的体系里，没有人是赢家。
让「齿轮」转起来
反正都说到结构性问题了，顺便再说说游戏媒体的缺位吧。在八九十年代，为什么那批玩家的素养相对不低？是因为那时还存在游戏纸媒。它们在教给玩家，过度宣传的《血狮》是不好的，而《秦殇》这样的游戏可能是好的。尽管它黑暗晦涩，上手体验也不那么愉快，但它在试图表达一些更重要的东西。
在当时定价86元的《血狮》画面
游戏纸媒起到的作用，就是告诉玩家为什么某个游戏难，但是却值得你玩，并且朝这个方向发展。像这样的纸媒倒掉后，很多工作只能由网媒接过来，但网媒会受到很多限制，这也许就造成了本来存在的游戏素养阵地消失。
而我们现在甚至不存在非常像样的游戏批评。这意味着社会对游戏的认识没有高地，那游戏就会开始变成一个服务业，只要玩家大爷觉得自己被伺候得很爽，它就是好的。
可是如果所有游戏都堕落到这个程度，我们就不可能说服那些不理解游戏的人，为什么游戏不是他们以为的那种东西。如果游戏自己都完全为了玩家的消遣而存在，我们就不可能改变社会大众关于游戏的刻板印象。
说了这么多，其实核心还是在于「游戏素养」这四个字。我一直认为，提高游戏素养特别重要，因为有很多人，甚至还不知道健身环、体感游戏之类的存在。
我们作为80后、90后其实相当幸运，因为我们完整经历了街机、主机、PC，再到移动游戏的变迁。但凡你经历过完整的游戏发展阶段，就会明白游戏是多样的，从游戏里学习是一件很自然的事。
但新一代没有这个经历，他们会认为游戏就是消费性的，就是为了帮你消耗过剩能量的产物。它不生产任何东西，还很花钱，存在的主要价值就是让你爽。我不恐惧防沉迷系统，也已经习惯了人们长期以来对游戏的偏见。但我担忧的问题在于，现在有很多本身认同自己是玩家的人，对游戏的认识过分狭窄。
这种狭窄的认知，会让信息壁垒逐渐变高：现在会存在一些在发达城市长大、经历了完整游戏发展史的孩子，和一些完全在赌博游戏、消费游戏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，他们对游戏的认知可能是完全不同的。
前一种，可能会懂得怎么利用游戏，但后一种只会觉得，游戏和生命中所有主轴的事情无关，这就会导向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：一种人在享受游戏的同时，也学到了该学的；另一种人反过来被游戏玩，花了几千个小时在游戏上，却什么都没有学到。
很多时候越是大城市，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，对游戏的态度可能就越理性；反过来，很多留守儿童对游戏的观念可能会更传统。但他们本来应该是最能意识到游戏创造性，和游戏能改善他们生活整体状态的一群人。
所以，如果我们不能提升游戏素养、让大众意识到游戏的复杂性，不仅会牵涉到亲子矛盾，还可能会让一整代青少年，因为父辈对于游戏的这种负面态度，在成长中不能活用这种强力媒介，甚至限制他们的人生发展。
随着游戏产业发展，如今国内有超过6亿的游戏玩家。在大家预期中，人们的游戏素养可能会自然地提高、成长。我也听过一些言论，说等再过几年父辈都成了80后、90后，亲子之间围绕游戏的矛盾可能就不会这么尖锐。
但我自己的观察是，这个问题绝对没有这么简单。因为任何一种素养，都需要由教育机构推进发展。我们不会自然地知道《小时代》的文学品位比《红楼梦》要低，但从阅读体验来说，可能有些人就觉得《小时代》的阅读体验特别流畅，远远好过《红楼梦》。
事情真的在变好吗？我想举两个事例。
从技校到清华北大，我去过各种档次的高校演讲。每次我都会统计台下的人玩不玩游戏、他们对游戏整体的态度是趋向于正面还是负面。但结论在当时让我挺灰心的：我发现学校越好，学生的游戏素养反而越差。
就好比清北的学生，你问他玩游戏吗？他说不玩，因为玩物丧志。可是如果你去技校或者培训学校，可能整个班都举手，他们对游戏的认识反而更复杂。你看，它并不会自然地变好。最能考试、成绩最好，也许也是最聪明的一群人，他们对于游戏的认识是和我们的上一辈、上上一辈一样的，仍然这么传统。
这群人养了孩子以后，仍然不会让孩子玩游戏，因为他们在成长时就没有玩过。那关于游戏的认识始终不进入教育体系，就意味着每一代人都要从零开始，再摆脱自己对游戏的偏见。
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，曾经听到陶宏开讲话。当时他在台上举出那套典型的观点：“游戏是毒品”。他那会儿还去了美国，说“美国的青少年是完全不玩任何游戏的，所以他们都能健康地成长”，我不知道他去的是哪个美国。
当时我就说，您2007、2008年就是这么说的，那时您的言论被大家广泛接受，大众觉得你是对的，这个社会才向着你的意图发展。于是你建立了网瘾戒除所，用来“治疗”青少年，那到了现在，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了吗？到今天我们还要回到台上讨论这个问题，这不是证明，你的这一套没有效果吗？你堵，它就没有用啊。然后他被我气得直翻白眼，脸都白了。
我当时感觉自己杠了一个前辈，非常不尊老。但现在我也还是这个意思——如果某件事能起作用，它就不至于反反复复地作为一个主题被提出了。
但我觉得每一个真正关心游戏的有识之士，肯定不会满足于意识到问题，还会再往下迈一步：怎么解决问题？我觉得办法就是，大家各自去做自己能做的、该做的事情。哪怕是有一枚小齿轮先转起来也不要紧，只要一直转，它迟早能带着别的齿轮一起转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