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前天（2月13日）下午的中国游戏产业年会上，葡萄君围观了一场叫做「游戏再认知论坛」的圆桌讨论会。
讨论会的主题是「从第九艺术到超级数字场景」。这两个概念都代表着游戏的价值，但平时似乎离我们很远。看到这样的主题，葡萄君一开始也没抱什么期待。
不过和想象中不太一样，这次圆桌中的交流并不晦涩难懂，也不曲高和寡，许多嘉宾都从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出发，谈论了他们对游戏再认知的思考以及面临的许多问题。对游戏的认知或许已经走到了一个不得不变的关口。
以下是圆桌讨论的文字整理，为便利阅读体验部分内容有调整。
从左至右：李士林（圆桌讨论会主持人、游戏研究专家）、王晓光（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）、刘毅（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博士后）、刘瑾（腾讯数字舆情部副总监）、谭亚幸（波克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顾问）
01 为什么要重新认识游戏?
主持人：有位社会学家在1936年写了一本书叫《游戏的人》，他认为游戏对人和社会的发展有重要作用。离开游戏，人不能称之为人，这本来就应该像人会直立行走一样自然。今天大多数嘉宾都在讲述游戏的社会、文化功能等等，可是游戏的娱乐功能有什么丢人的吗？玩游戏难道是不值得为人称道的事情吗？我觉得娱乐本身就是高尚的，我们也可以再讲讲其他高尚的可能性。
我想问刘瑾老师，从大众舆论的角度来讲，对游戏的认知到底是什么状态？现在讲游戏再认知的紧迫性到底有多大？
刘瑾：我们团队是做舆情研究的，现在公众对游戏的认知有一个向好、向前的发展趋势，尤其是在社会功能和价值领域。刚刚有报告提到，游戏现在是文化的容器，当前最受国内网民认可的就是游戏的文化价值。许多优秀游戏作品，比如《原神》，能够让海外玩家真正开始接触到中国文化，甚至是开始学习文言文、举办诗词大赛。这都说明游戏能够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、增强文化自信、增进文化认同。网民认可度排名第二和第三的，是游戏的经济和教育价值。例如说，游戏可以催生新的文化消费，也可以创造一些新的就业机会，甚至可以当成教学工具去使用。
至于游戏的科技价值，虽然这两年讨论得比较热，但公众总体认知还有待提升。在国内，最近一两年才有专家（另一位嘉宾刘毅）在报告中对游戏和科技进行关联，提到了游戏技术对于芯片、VR等前沿产业科技的贡献。也就是说，游戏可以成为一种新的数字生产力。
另一方面我想谈一下游戏对个人的影响。公众认知中关于游戏对个人发展、身体生理和情绪状况的影响，还是负面看法占主流。改变公众对游戏的这部分认知道阻且长。
我觉得紧迫这个词特别到位。公众对于游戏的认知在向好发展，但转变速度还是很慢，而且跟其它发达国家相比，还远远落后。举个例子，我们团队去年做了一个调研，把三个国家网民对游戏技术的认知进行关联对比。我们发现，中国网民对于游戏技术在影视制作、生活文化等相关领域的软应用认知程度更高；但在美国和日本，网民更加认可游戏技术在工业生产、医疗卫生这些领域的硬应用。根据不同国家的国情，我们需要顺势而为，也要文武兼修。我们还需要更多地关注游戏技术在制造业等硬应用领域的外溢，这个方向是很重要的，重视程度和认知还有待提高。
主持人：从电子游戏发展的历程看来，游戏和科技是相互促进的作用。现在我们又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：去年的元宇宙，今年的ChatGPT。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世界正在走向虚实融合的时代。但大家是不是有点过分乐观了，其实也没弄懂运作机制，就觉得它无所不能。在虚实融合的时代，电子游戏能发挥什么作用？
刘毅：我是研究文化产业的，新中国的工业化比例（工业产值占GDP总值）从来没有超过50%，1978年、2006年这两个是工业化率的高峰，之后服务业极大上升。到了2021年，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已经达到39.8%。基于这样的变化，我们才能看到社会热点频出背后的本质，是过去点对点生产的社会生活，转变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社会生活。你可以用别的定义，但它的特征是跑不了的，因为单一的生产和生活的结构，已经不足以容纳我们当前所要面对的一系列变化，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单元变成了场景。
1950年第一款电子游戏的出现就是一个场景，它模拟的就是两个人在打乒乓球。现在也许没有人不用导航了，其实交通线路导航和我们现实中的走路或者开车一样，我将这个就称之为一个场景。我们是在主观上建构了生活的场景，立交桥就是一个虚实共生的例子，当我们去设计桥梁的时候，很多人不用再去关心材料本身的调度，当然，这个创意过程与材料本身的关联度也很高，但是前者经过长期的积累和训练，需要耗费的时间、投入的精力，和后者不是同一个级别的了。
过去50多年来，游戏孕育了那么多用于数字建设的技术体系，像AR这样的技术，甚至已经独立成为全新的技术门类。我相信所有的行业和企业都必须要经历虚实融合的时代进程。在这个进程当中如何找到行业和企业的数字场景，找到之后如何去建设，本身就需要回到游戏技术这个场域。
我觉得接下来几年，不管是游戏企业还是其他产业，大家应该有意识去推进这个过程。
02 游戏人，在实践中正名
主持人：刚才聊的是问题的紧迫性，因为包括欧盟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促进立法，而我们还在讨论游戏的好坏。我们确实缺乏有说服力的例子，例如说游戏在哪些工业领域改变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。我觉得我们在人文社科领域有更多的尝试，王老师你觉得游戏技术在文化传承保护上面有什么样新的可能性？
王晓光：教育部去年刚刚成立了相关的实验室，我们看到很多游戏其实都基于历史的某个IP或场景而设计。今天有很多专家讲到很有名的《刺客信条》（复原巴黎圣母院），我们现在也在做这样的工作，例如数字化的长城和敦煌。在游戏媒介上表达的性能和效益是要高于其它媒介的。
接下来，我们有一个研究室的方向叫古籍数字化再造，把文字表达的故事用数字方法重新叙事。我们要做的工作是聚焦文化遗产二次表达，让它成为未来的数字遗产。
主持人：我和王老师讨论过，文化遗产保护里面有两个方向，一个是把现有的文化遗产数字化，还有一个是再创造，这一点似乎更加重要。用数字方法有没有可能再现一千年前的城市，或者是社会图景的切面？
再回到业界，谭亚幸你们团队做的是可持续发展，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的探索？
谭亚幸：我们走过了所有的理论、临床验证环节，找了非常多的专家团队和院校，历时两年把《快乐视界星球》做出来，然后拿到了二级医疗器械证。它就是游戏化的一个软件，同时也是好玩的游戏。
我们自己讲正向价值是很难（说服别人）的。医疗是一个水更深的行业。例如说，依从性，也就是上瘾，在医疗行业其实有不一样的说法，这个说法就具有非常高的社会价值，有很多（游戏技术介入）可以解决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跨界的合作，包括和医院、物理学研究所等等。
我们一直强调视角的不同，其实就是要在某种意义上先把自己从游戏人的角色抽离，去想社会需要什么，然后再思考怎么更好地解决问题。我们当时在印度做过一个特别有趣的研究，三个月、两个团队，一个团队派了三位老师进入村里的学校，带两个班级学英语；另一个团队只带了一部英文操作系统的电脑，每天放学之后所有的小朋友都在电脑面前排队。三个月期间，我们做访谈发现第二个团队负责的学校有将近50个学生，从完全不会使用电脑开始逐渐学会看懂英文，三位老师的作用甚至没有一部电脑好，这是非常有趣的结果。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社会问题用游戏化的方式解决。
去年我们还做了一款关于生物保护的游戏，叫做《林中人》。我看到（媒体）好评如潮，像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，但确实是真的。这在之前非常难以想象，但现在我可以很自豪地说，正向价值改变了很多人的看法，不仅是对于游戏行业的看法，而是所有人对于偏见的看法。
对游戏的偏见相当于荡妇羞辱，在这个时代就是不对的，当你去打破这个偏见的时候，你改变的是每个人看待社会和世界的方式，而不仅仅是游戏本身。
主持人：挺感人的，游戏行业特别需要你和叶梓涛这样的人，特别是像医疗游戏以及各种功能游戏的领域。在美国和欧洲，其实有特别多游戏会用于医疗目的，或者是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小孩，有的已经做了很多年、有上千所学校参与。我回国两年一直想说，无论是医疗类还是教育类的游戏能不能做一点尝试，但是发现真的非常困难。但是我觉得要改变游戏的认知，还得我们用游戏去做，光说是没有用的。你们的实践是改变认知非常重要的一环。
03 发挥更大的影响力
主持人：我们讲游戏再认知，还需要游戏走进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。请四位嘉宾跟我们讲一下，游戏技术也好，游戏也好，你最想让（用）它做一点什么？王晓光：作为教育工作者、大学老师，我觉得游戏第一个应该能从事教学，能传递知识，第二能传承文化，第三能支撑科研。今年年底，我还想做一个讨论，游戏怎么来支撑学术研究。
刘毅：说实话，我真的希望有这么一个展会，能够媲美当年工业文明萌发时出现的博览会，把各项技术推进数字融合的这种场景展现出来，这才是当今最深刻的变化。
刘瑾：我觉得，游戏像一个黑箱，还不被大家所了解。从舆论角度来说，现在改变公众认知，需要社会各方沟通和努力，也需要更多优秀的案例，让公众发现游戏对他们自身生活的改变。我希望未来能够在舆论的期待中，出现这么一个超级数字场景。
谭亚幸：对我个人而言，我可能更期待旧的技术能够更加普惠地应用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希望找到一千个社会组织来发布需求，然后对接给独立的游戏开发者，在中间要做到的只是连接。我们也可以去想，怎么把旧的技术应用给十亿人，这可能是比较关键的。我刚刚讲到的（连接社会组织和游戏开发者）现在已经有三、四十个不一样的项目，也非常欢迎大家加入。
主持人：感觉你们特别有情怀，特别卷。其实我也有一个愿望，那就是未来的游戏技术，能让我见到那些未曾见过的亲人。再次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论坛，也感谢四位嘉宾。
